文章编号:781时间:2024-12-29人气:
当地时间12月24日,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称,乌方已收到首笔使用俄被冻结海外资产收益进行支付的款项,金额为10亿美元。
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是:非法,将起诉。
分析指出,这是在用俄罗斯的钱,还乌克兰的债,却让欧洲承受长期损失,美国则再获渔利。这算盘打得响!
2024年6月,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同意把俄被冻结资产的收益作为担保向乌克兰提供贷款。10月25日,七国集团就利用俄被冻结资产援助乌克兰达成最终协议,年内将启动约50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用于支持乌方财政、军事和重建。
作为贷款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承诺将向乌克兰发放200亿美元贷款。12月,乌克兰内阁发布决议称,已与美方敲定贷款细节,并批准相关贷款协议。
这笔贷款已被披露的细节包括:美国联邦贷款银行将通过动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所得收益,向乌克兰提供一笔为期40年、金额为200亿美元的贷款。贷款年利率将按照美国当前一年期国债平均利率再上浮1.3%来计算,贷款本金和利息都将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所得收益偿还。
这笔贷款将被转账至世界银行10月专门为乌克兰设立的一个基金中,以供乌方使用。
对于美国推动动用俄罗斯被冻结海外资产一事,有分析指出,这是美国在用俄罗斯的钱还乌克兰的债,却让欧洲承受长期损失,而美国自己则可以从中获利。
因为俄罗斯的大部分海外资产都位于欧洲,如果欧盟同意没收这些资产,那么欧洲需要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和政治风险。欧盟还可能失去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进一步损害其经济。
相比之下,美国则可以坐收渔利。美国既不需要承担法律和政治风险,也不需要损失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同时,美国还可以通过向乌克兰提供贷款,加强与乌克兰的关系,并在乌克兰战后重建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多次冻结他国在美资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曾冻结日本在美1.3亿美元资产,并将所有的金融、进出口贸易,包括日本政府的利息都置于美国政府的管制之下。 近年来,美国更加注重使用非军事手段胁迫一些美国称之为“邪恶轴心”的国家,如朝鲜、伊朗等,而冻结相关国家的海外资产成为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 202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就乌克兰局势发表讲话,宣布新一轮对俄经济制裁措施。 根据白宫发布的说明,本轮制裁对象包括俄国有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和另外四家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若干与俄政府有关联的个人及其亲属等。 拜登在讲话中表示,最新制裁措施将冻结上述四家俄金融机构全部在美资产;限制俄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进行商业交易的能力。 冻结资产是金融制裁最常用的手段之一,通常流行的做法是冻结受制裁国或者该国个别领导人的海外资产。 在美国的金融制裁实践中,美国常常冻结被制裁国、个人、恐怖组织等在美国的资产,有时也会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冻结上述对象的国外资产,例如禁止提取银行存款、禁止买卖股票和债权等。 当冻结措施针对对方政府资产实施时,它不仅阻止了资金流动,而且还阻止了双方的贸易往来,可以大幅限制被制裁国的经济营运。 事实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制裁他国的权力,只不过,能造成的影响和威慑力,还是要以国力来看。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就成为了毫无疑问的世界霸主,直到现在,都没有哪个国家能动摇其国际地位。 现如今,世界唯一的流通货币,仍然是美元,各国之间只能用美元进行贸易往来,这样一来,各国的每一笔国际贸易,都在美国的严格把控之下。
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中的俄罗斯因素及其约束俄罗斯作为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主导国家具有一定的地区凝聚作用,但是由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造成和一直存在的民族政治裂痕,也由于更大范围内的全球化进程和大国政治角逐,独联体一体化进程远远谈不上顺利,甚至存在逆一体化的趋势。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范围内又出现了实际上更有活力的次地区组织,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俄白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古阿姆”集团等。 在这一背景下,分析俄罗斯因素的社会和国际政治约束对于认识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国家的地区凝聚作用俄罗斯因素首先表现为俄罗斯人的能动性。 俄罗斯人的民族向心力和民族国家认同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导向作用。 苏联解体的一刻,二千多万俄罗斯人转瞬间失去祖国,由此形成的俄罗斯人寻找民族家园和历史祖国的力量随着联盟国家解体初期的移民潮震撼了整个地区。 俄罗斯人的自治与自决运动成为某些国家西向或者外向发展的掣肘因素,而俄罗斯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或者说争取自身公民权利的斗争也对所在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俄罗斯人与俄罗斯国家一同在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原苏联国家,俄罗斯联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苏联时期形成的经济联系,包括在资金、技术、人力和自然资源方面对地区经济的支撑。 如果要完全瓦解苏联的地域性,势必会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冲突。 这也是独联体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得以保持和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主导独联体地区的原因。 俄罗斯因素还表现为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影响。 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原苏联国家的影响具有历史性,它已经使俄罗斯因素融入原苏联国家的民族社会之中,赋予了他们无法完全剥离的“欧亚素质”。 “哈萨克民族诞生的条件本身就具有千百年来突厥—斯拉夫文化相互作用的历史根源。 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框架内这种相互作用得到了延续”,“一方面是没有人愿意接受帝国思想的文化逻辑方案,另一方面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欧亚结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现实作用。 ”①作为族际交流工具的俄语和浸润欧亚民族至深的共同的俄罗斯文化能够把有着复杂民族利益矛盾的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 但是,后苏联时期地区政治进程的实践证明,俄罗斯因素所能起到的地区凝聚作用是有限的,它没能阻止住地区去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地区一体化的民族裂痕造成独联体地区去一体化趋势的因素很多,首先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的一体化进程存在民族政治裂痕。 俄罗斯帝国解体后,俄罗斯人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够继续发挥地区凝聚作用是值得怀疑的。 一是自决民族及其国家是否同意与原宗主国一体化的选择,甚至接受原殖民者在地区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原统治民族是否还有重新尝试复兴帝国的愿望。 苏联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联盟”,至少苏共和苏联政府的统治没有以俄罗斯人的名义,苏联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为原帝国境内的主要民族建立了民族国家,许多被压迫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国家和自治形式。 这一过程使原本应该在20世纪初完全解体的沙俄帝国版图又得以维持大半个世纪。 但是在70年时间里,苏联党和政府没有完成在帝国版图内建设现代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苏联因自身存在的种种矛盾包括民族矛盾而最终解体。 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实本身使人怀疑苏联70年是否真的提供了复兴该地区一体化的基础。 苏联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是反西方即反“世界体系”的东方阵营的存在。 斯大林所谓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是对两大阵营对立的理论和现实描述。 苏联解体后,所有的原苏联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都已经争先恐后地提出了要走融入世界的道路,地区范围内发展一体化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苏联所留下的统一经济空间更是千疮百孔,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微弱。 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分析,俄罗斯人的地区凝聚作用必然受到新一轮民族国家进程的影响。 世界体系是一种民族国家体系,“世界上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西欧一样达到那样的一体化和文化、教育体制及语言多元化的相互渗透的水平。 但是,就是在地球的这一部分,那里所达到的包括文化在内的最高水平的整合,也不是通过否定民族国家、相反正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完成的。 民族国家是一体化进程的根基。 ”②后苏联地区包括俄罗斯人都处在新一轮民族国家进程中。 如果不同民族的代表不能落地生根,在居住国安定下来,而是刻意在边界的另一侧寻找自己的民族国家,地区的一体化就根本无从谈起。 新独立国家只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主权的维持上,而不会关注所谓的共同利益和主权让渡。 原苏联国家之所以无法表现出对于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完全认可,恰恰是因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力量跨越了国家边界。 从文化的角度看,俄罗斯因素受到了地方民族文化复兴的制约。 在原苏联地区,无论是乌克兰、摩尔多瓦这样的西部国家,还是南高加索国家和中亚国家,无不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 苏联的同化政策产生了一批俄语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原苏联地区的文化面貌,但是并没有消除各地区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别,原苏联地区的次地区组织隐约显示着文化的界限。 究其原因是苏联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差异。 在苏联文化框架下进行的俄罗斯化,更多的表现在语言和形式上。 苏联文化从根本上讲不是民族的文化。 只要看看沙俄时期“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俄罗斯民族性)”与苏联“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这样的口号的差异就一目了然了。 在1980年代末,“新政治思维”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颠覆使得联盟很快失去了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多年的苏联教育和族际主义思想在很短时间内即被各地方的“民族认同”所取代了。 苏联文化迅速褪色。 “民族主义的复兴不能被解释为政治利用的结果:而毋宁说,它被精英分子所利用,恰恰证明了民族认同作为一种动员原则的可塑性和生命力”,③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苏联文化不是一种以民族价值为基本诉求的文化。 苏联后期的变化也是俄罗斯人的去苏联化,表现为俄罗斯民族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复兴。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国家提出各国俄罗斯人的文化自治方案证明了俄罗斯文化依然是一种民族文化,不能承担起超民族的作用。 事实上,苏联时期的某种程度上的俄罗斯化政策已经是激起苏联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的俄国不是一个民族竞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不同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机遇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民族国家竞争的新时代,俄罗斯人更多的不是联系的因素而是分裂的因素,那么,俄罗斯人将同样不能承担起建设地区一体化的支柱作用。 缺少认同的框架注定只能是一个失败的框架。 原苏联国家社会转型的影响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就其一般意义而言,乃是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体制的转换。 ”④社会转型时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特点无不受社会转型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大资本的跨国和跨地区的扩张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改变着一个民族及其个体与世界的联系。 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俄罗斯人问题发挥地区凝聚作用的传统政治渠道,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削弱。 首先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变化,即俄罗斯作为原苏联地区俄罗斯人的祖籍国选择了面向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 他们对境外同胞的支持已经较少表现为俄罗斯国家地理扩张的帝国传统。 针对原苏联国家中俄罗斯人寻求自治与自决的地区,俄罗斯开出的政治药方都是文化自治和承认民族国家主权的“联邦制”,而不是无条件的俄罗斯民族的大一统。 这其中有俄罗斯人的无奈,那就是俄罗斯国家自身存在民族认同问题、车臣问题、鞑靼斯坦问题等等,都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民族政治断层。 但是更主要的是俄罗斯面向世界(全球化)的选择起到更关键的作用。 根据“社会舆论”基金会于1990年代中期的一项民意测验,36%的俄罗斯人认为“巩固自己的民族国家是主要的事情”,30%的俄罗斯人认为“巩固独联体国家间的经济与政治联系”比较好,23%的俄罗斯人认为“在原苏联领土上重建中央集权国家”比较好。 稍后俄罗斯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的民意咨询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趋势:俄罗斯独立的方针在年青一代(16-24岁)中最受欢迎。 学者米格拉尼扬由此得出结论:“在俄罗斯族人的群众意识中,占优势的是渴望在帝国模式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其次,社会转型给所有原苏联国家带来了新的公民社会的民族政治观念。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哈萨克文化认同在哈萨克斯坦国家认同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但是仍然认为需要采用两个层面的方式来解决认同问题,第一个层面与全体哈萨克斯坦人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公民和政治的共同体(而不是超级民族共同体)。 “如想在形成所有哈萨克斯坦人的统一的民族意识方面加快速度,反而可能会酿成巨大的悲剧。 ”因为“在不久以前苏联的经验中已经见到了推行一种同化模式——即将所有人都引导到同一语言、同一意识形态、同一文化模式的尝试所遭遇的历史性失败。 一旦极权主义的强权铁箍折断,整个有关新的超级民族的全套宣传说教就如同沙漠上的城堡一样随之坍塌。 吸取历史的教训要比拿自己人民的命运去做实验更好些。 ”⑤纳扎尔巴耶夫的观点在独联体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与此同时,新的制度架构也增加了社会容纳民族及文化多样性的潜力。 它使原苏联国家的俄罗斯人能够将争取公民权利和民族文化权利的合法斗争当作实现自身价值和民族价值的主渠道,使民族认同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认同。 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是全球化因素在地区内的增加。 全球化为原苏联地区的俄罗斯人提供了新的经济和政治选择。 俄罗斯资本进入原苏联国家,使这些国家的部分俄罗斯人有可能在异国选择俄罗斯企业,在跨国公司的框架内作为一个可以按照民族认同工作和生活的俄罗斯人。 全球化的图景还表现为在迁离居住国的俄罗斯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回归祖籍国,而是通过其他渠道到了西欧和美国。 在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人也参加到了世界劳动力流动的大潮中。 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的民族认同的消解,但是却能证明转型时期人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巨变,人的能动性正在更多地通过经济而非政治的渠道表现出来。 即使是政治选择,也无不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 在新世纪原苏联国家频频爆发的“颜色革命”中,民族力量与自由力量的结合是有目共睹的。 国际政治角逐的影响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独联体地区成为代表世界资本利益的西方大国的角逐目标。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01年公布的资料,里海地区可以成为中东石油产区的接替地区。 石油利益促使世界重要工业国家纷纷进入这一地区。 除了经济目的,美国强势进入原苏联地区更主要出于地缘政治考虑。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继续把欧亚大陆看成是全球的中心舞台,通过对欧亚地区的经营和争夺,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 美国地缘角逐的主要武器是经济援助和民主价值观的输出。 美国通过大量援助瓦解俄罗斯领导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原苏联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民族矛盾与冲突,破坏该地区一体化的政治基础。 为帮助独联体国家建成“公民社会”,美国向独联体国家提供名目繁多的援助,仅1993年至2003年,美国就向独联体各国提供了90亿美元的专项政治拨款。 美国所代表的是世界体系,以西方大的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世界资本的进入决定性地削弱了俄罗斯主导原苏联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努力。 俄罗斯在经济上不是对手,而在政治上也没有一个与美国竞争的模式。 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弱势决定了原苏联地区俄罗斯人凝聚力的有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际竞争的现实主义态度。 作为大国之间的斗争,冷战后的美国政治家受到摩根索权力政治思维的影响深远,它使美国“扩展民主”的理想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国际战略,在其现实实践过程中从来与清醒的美国国家利益原则联系在一起。 在用美国式民主改造的原苏联国家,俄罗斯人被解除民族主义的武装。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致力于“通过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后冷战时期,西方学者更习惯于采用“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原苏联地区的社会现实,在肯定俄国国内各少数族群的民族性诉求的同时,质疑俄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性质,进而直接批评俄国的内政外交。 西方通过提出对原苏联地区民族主义的双重标准保持着对俄罗斯国家和跨国界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压力,制约着俄国“软权力”的发展和运用。 注释:①②⑤[哈]努·纳扎尔巴耶夫:《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出版社,2005年。 ③[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3页。 ④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页。 ⑥[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4页
前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对中亚地区可望而不可及。 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相继独立,美国方有插手中亚事务的机会。 尽管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中亚政策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保持和推动中亚地区的“门户开放”却是他们共同的战略选择。 19世纪末美国曾对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其时美国力量尚弱小,在列强对中国的利益分割中未占得先机,不得已而采取这一权宜之计。 目前美国在中亚地区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 简单说,中亚地区一直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美国在此缺乏战略根基,为避免中亚地区继续成为俄罗斯的私人领地,美国积极维护中亚各国的独立并竭力推动整个中亚地区的对外开放,通过“掺水”的办法“稀释”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超级影响。 一、“门户开放”政策的战略目标1.维护中亚各国的政治独立,防止中亚地区再次被其他大国主导,从而在欧亚大陆重新出现霸权挑战者,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核心战略目标。 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是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亚大陆的历史几乎等同于世界历史。 在进入海洋时代之后,陆地强国与海洋强国的较量成为全球争霸的基本内容,而陆地强国无一不来自欧亚大陆,上个世纪持续近50年的冷战就是典型的例证。 尽管冷战最终以美国的胜利结束,但美国并没有放松对欧亚大陆的战略警惕,而是继续对欧亚大陆上霸权国家可能的再次出现充满戒心,极力防范欧亚大陆再次出现一个类似前苏联那样可以挑战自身霸权的强权国家。 美国著名战略分析家布热津斯基曾说,世界上“所有可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美国首屈一指的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都在欧亚”。 [1]因此,尽管目前欧亚大陆上已不存在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但欧亚大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并未下降,防范再次出现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成为美国在欧亚大陆上新的地缘战略目标。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扼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向南可进入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向北可进入俄罗斯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地区,向西可进入外高加索乃至黑海地区,向东则直指中国的新疆地区。 因此,任何国家只要能控制中亚就可以极大地增强对欧亚大陆事务的发言权,进而可能成为欧亚大陆新的霸主。 “中亚国家本身不是主导世界的力量,但却起‘砝码’的作用。 谁控制中亚,谁就会增加左右地区和世界的力量,赢得有利的战略空间。 ”[2]冷战期间,前苏联正是凭借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对美国在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利益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当时的美国渴望将中亚从苏联剥离出来却无从下手。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的夙愿得以实现,中亚五国脱离苏联控制成为独立的国家无疑是美国最想看到的局面。 在美国看来,中亚五国的独立意味着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利用中亚地区对欧亚大陆事务施加影响。 然而美国很快注意到,由于国力弱小,中亚五国的独立地位很不稳固,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周边国家都对中亚地区虎视眈眈,尤其是俄罗斯继续将中亚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千方百计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企图继续主导中亚事务。 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希望成为中亚地区的主导者,从而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向外辐射自己的影响力。 “美国试图将中亚纳入由它主导的军事政治轨道,从而在欧亚大陆中心区域建立因应两洋战略的陆上战略支点,支撑并完善其在欧亚大陆军事战略部署。 ”[3]然而,一系列原因导致美国在短时期内无法成为中亚地区的主导者:(1)中亚地区与美国相距遥远,且深入欧亚大陆、远离海洋,不利于美国发挥海上优势;(2)中亚地区是前苏联的领土范围,俄罗斯拥有压倒性的传统影响力;(3)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十分复杂,局势长期动荡,社会形态与美国差异巨大,美国很难真正掌控;(4)由于美国之前从未染指中亚,在该地区缺乏必要的战略基础。 因此,为防止欧亚大陆再次出现霸权挑战者,美国在目前自己无法主导中亚地区的情况之下,只能竭力防止中亚地区再次被其他大国(主要是指俄罗斯)主导。 布热津斯基对此进行了精辟的阐述:“美国相距太远而无法在欧亚大陆的这一部分(主要指中亚地区)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 ……所以,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4]1222.促进中亚各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防止中亚地区被伊斯兰极端主义渗透和控制,进而成为新的恐怖主义策源地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次要战略目标。 “9·11”事件后,反恐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而基地组织的老巢和反恐战争的主战场———阿富汗———就紧邻中亚地区。 不仅如此,中亚地区穆斯林居民众多,民族成分复杂,各国独立后以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为主的“三股势力”活动非常猖獗,而且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各国政权集权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复杂。 美国认为,中亚各国的这种状况非常有利于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生存和发展,一旦国际恐怖主义蔓延至中亚地区,那么中亚地区必将继阿富汗之后成为新的恐怖主义策源地。 在美国看来,“门户开放”政策不仅可以防止中亚地区被其他大国主导,还有助于中亚各国摆脱恐怖主义的威胁。 一方面,通过推动中亚各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联系,可以促进中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各国的政治制度改革,缓解社会矛盾,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门户开放”的中亚各国可以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获取新的支持和支援,有助于增强各国世俗政权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防止恐怖主义在中亚各国的渗透和蔓延。 最后,“门户开放”的中亚各国可以更好地协助美国在阿富汗开展反恐行动,进而改善中亚地区的外部环境,间接地配合中亚各国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因而,美国在中亚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出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考虑,尽管这不是其核心战略目标。 二、“门户开放”政策的战略手段1.加强与中亚各国的政治联系,鼓励其“去俄化”倾向,防止其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俄罗斯结盟。 对于美国来说,苏联解体使其得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插手中亚的良机,因而十分珍视中亚各国的独立地位,担心国力弱小的中亚各国再次被周边大国尤其是俄罗斯控制。 因此,苏联解体后美国迅速采取措施巩固中亚各国的政治独立。 事实上,在前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于当地时间1991年12月26日上午通过宣布苏联解体的声明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承认了中亚各国的独立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立即着手与中亚各国建立最初的各领域关系,采取了一种双向的被称为“积极接触”的政策:一方面派出包括国务卿贝克在内的高级官员遍访中亚各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大量邀请中亚各国领导人访问华盛顿,既借此表明对中亚各国独立的支持态度,又通过磋商帮助各国建立和巩固政权。 正如时任布什总统顾问的美国著名政治家奥尔科特所说:“美国应该教他们如何成为独立国家,这首先要独立于俄罗斯,只有那时中亚才能从法律上的独立变为事实上的独立。 ”[5]美国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政治野心始终高度警惕:“俄罗斯从来也没有放弃在这一地区的大国雄心。 在前苏联解体不久,莫斯科试图得到国际社会对它在原苏联地区特殊地位的明确承认。 因此,美国对这些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支持就变成了对它们独立于莫斯科的支持。 ”[6]在中亚各国的独立地位得到巩固之后,美国并没有停手,而是进一步离间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鼓励其“去俄化”倾向,尤其防止其与俄罗斯等周边大国结盟。 对俄罗斯倡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中俄共同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美国都怀有戒心。 1999年2月,在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双边委员会之后,后者宣布退出俄罗斯领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 随后,在美国的幕后支持下,1999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与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组建了具有反俄倾向的“古阿姆”集团。 “9·11”事件后,随着美军大举进驻中亚,美国通过援助离间中亚各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政策更加明显。 只是由于中亚各国普遍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在美俄角逐中谋求渔翁之利,致使美国的计划未能完全如愿。 中亚各国的政治独立是美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同时也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内容。 因此,鉴于俄罗斯不会放弃独霸中亚地区的政治野心,为在中亚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美国离间中亚各国与俄罗斯关系的做法将继续持续下去。 2.对中亚各国进行经济援助,推动各国与外界发展经济联系,以减轻各国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尤其是在能源输出领域。 在现代社会,经济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脉所在。 美国清醒的意识到,只要在经济上依赖俄罗斯,那么中亚各国也就必须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向俄罗斯俯首称臣,也就意味着中亚地区实质上仍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为避免中亚国在经济上受制于俄罗斯,从而成为俄罗斯的仆从,美国认为必须想方设法削弱中亚各国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特别是在能源输出领域。 在美国看来,只要中亚各国在经济方面向全世界敞开大门,而不仅仅只对俄罗斯开放,“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4]122那么中亚各国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就会大大减弱,俄罗斯就不可能凭借经济手段控制中亚各国和主导中亚事务。 为推动中亚各国在经济方面的“门户开放”,美国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首先,为推动独立后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及在中亚地区确立市场经济,美国给予中亚各国大量的经济援助。 具体地讲,美国对中亚各国的经济援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财政援助。 独立之初的中亚各国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急需财政支援。 这对美国来讲无疑是难得的机遇。 于是,从1997年起美国对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进行年度财政援助,2002年塔吉克斯坦也成为援助对象。 据统计,美国对中亚各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改革起步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2亿美元。 [7]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中亚各国的财政援助力度。 美国的财政援助为中亚各国度过经济难关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中亚各国的欢迎,同时也极大地拉近了美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 二是帮助中亚各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 中亚各国从前苏联继承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美国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不利于在中亚地区建立民主政治,而且不利于中亚各国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 要从根本上实现中亚地区的对外开放,就必须确立市场经济体制。 为此,美国积极采取措施帮助中亚各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范围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美国的推动起到了积极效果,各国在确立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在2002年已被美国商务部确定为“市场经济国家”。 然而,由于缺乏市场经济基础以及政治体制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在中亚的完全确立还面临许多困难。 其次,美国积极推动修建不从俄罗斯过境的油气管道,以改变中亚各国在能源输出领域受制于俄罗斯的被动局面。 由于历史原因,中亚地区原有的油气输出管道全都过境俄罗斯,这就导致中亚各国在能源输出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而俄罗斯也常常借此对中亚各国进行要挟甚至讹诈。 美国意识到,只要在能源输出领域继续依赖俄罗斯,那么中亚各国的经济独立乃至政治独立就无从谈起。 俄罗斯联合金融集团研究所负责人斯蒂芬·奥沙利文说:“美国能源政策的主要宗旨之一是防止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依靠俄罗斯,不仅使他们在政治上独立,还要使他们在经济上独立。 ”[8]因此,冷战后美国在中亚的能源政策紧紧围绕修建新的不过境俄罗斯的能源输出管道展开,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早在1999年,在美国的主导和资金担保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三国签署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工程(即里海石油管道工程)协议。 由于该管道不经过俄罗斯、直接将中亚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至地中海,因此该工程在2006年7月竣工后,极大地减轻了中亚各国在能源出口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 与此同时,美国还极力推动修建从中亚穿越阿富汗到达巴基斯坦或印度的南北油气管道,目的是将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输送到印度洋,只是由于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该计划目前仍处于筹划之中。 再次,美国还乐见和支持欧盟、日本等经济体发展与中亚各国的经济联系,进一步拓展中亚各国的经济开放领域。 美国在中亚地区“稀释”俄罗斯影响的战略构想得到了欧盟、日本的积极回应。 在中亚地区,“欧盟的地缘政治目标是避免中亚被其他大国控制,特别是被俄罗斯控制,”[9]66“这恰好与美国在中亚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 为此,欧盟积极发展与中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支持中亚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帮助中亚各国融入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 另外,欧盟还通过塔西斯计划给予中亚各国大量的经济援助,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欧盟对中亚五国援助累计达11.32亿欧元。 [9]66”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欧盟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其中40%左右的天然气和30%的石油来自俄罗斯,在“俄乌能源大战”中,欧盟深受其害,因此欧盟积极配合美国修建绕俄能源管道的计划,与美国共同倡议铺设穿过里海海底的跨里海管道。 就日本来讲,发展与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各国的经济关系显然有利于其能源进口,因而自中亚各国独立开始,日本就积极与中亚各国接触,向中亚各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并在2004年8月提出组建“中亚五国+日本”的战略构想,以期深化与中亚各国的全方位关系。 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或者说“小兄弟”,日本加强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关系显然是得到美国的默许和支持的。 3.推动与中亚各国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并努力将其推上常态化、北约化的轨道,使中亚各国在军事层面逐渐摆脱俄罗斯的超级影响。 俄罗斯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求战略防御部署尽量前伸,最大限度地争取获得防御上的缓冲带。 因而,尽管中亚各国已成为独立国家,但俄罗斯仍然将中亚地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前沿基地,继续在军事层面维持在中亚地区的垄断性影响力。 为此,俄罗斯不仅一直保留着在中亚国家的驻军,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而且还与中亚国家建立了由自己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条约框架下的一体化防空体系,极力维持与中亚各国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同时还采用各种手段竭力消除或削弱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影响力,反对外部力量进入中亚。 另一方面,由于脱胎于前苏联军队,中亚各国军队在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俄罗斯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而且由于军力弱小,中亚各国在某种意义上也希望依靠俄罗斯维持军事安全。 这些都在客观上有助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追求垄断性的军事影响力。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对美国来讲可谓是芒刺在背。 对于一向信奉军事实力的美国来讲,只要中亚各国不能在军事层面摆脱俄罗斯的支配,中亚地区就始终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门户开放”也就无从谈起。 中亚地区只有在军事上脱离俄罗斯的控制,实现军事领域的“门户开放”,其他领域的“门户开放”才有了可靠的前提保障。 因此,自中亚各国独立开始,美国就将建立并强化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竭力排挤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影响作为在中亚地区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为此,美国以军事交流、联合演习等方式积极推动中亚各国的双边军事合作,还向中亚各国提供武器装备和资金援助。 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9·11”事件发生前,美国共向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军队提供了3000多万美元的直接军援,如加上间接或其他形式的援助,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10]不仅如此,美国还积极推动中亚各国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北约的框架下通过联合演习、人员互访等方式强化与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增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 然而,由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深厚的传统影响力以及中亚距美距离遥远,“9·11”事件之前美国取得的进展并不突出。 “9·11”事件为美国军事进入中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美国借此迅速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也对美军的反恐行动表示支持并愿意提供后勤支援、通过领空等便利条件。 同时,美国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中亚各国的军事合作,加大了对各国的军事援助力度。 尽管美国声称军事进入中亚是反恐战争的需要,但其排挤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军事影响力的战略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基辛格在2002年曾指出:“反恐战争的问题绝非只是跟踪打击恐怖分子,最重要的问题是绝不能丢失重整世界体系的绝好机会。 ”[11]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但美国丝毫没有撤出中亚的迹象,相反仍然千方百计地强化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4.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向中亚各国推销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希望中亚各国在政治制度和社会观念上融入西方社会。 中亚各国独立后,尽管表面上建立了以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为标志的西方式民主体制,但在实践中却逐渐形成了以总统集权为基本特征的所谓“威权政治模式”。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这种政治模式实质上就是变相的独裁统治。 如果中亚各国不进行政治改革,确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那么中亚各国就不可能得到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真正认可和接纳。 因此,美国认为要使中亚各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那么就必须推动中亚各国进行民主政治改革。 唯有如此,“门户开放”政策才能顺利推行下去。 不仅如此,美国还担心威权政治模式压制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激化社会矛盾,使中亚地区继阿富汗之后成为新的恐怖主义策源地。 “美国认为,如果广大民众没有通过建设性方式表达不满情绪的任何渠道,他们就可能转而接受极端主义者所提出的、简单但充满暴力的方式。 ”[12]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无论出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还是出于反恐战争的目的,推动中亚各国进行民主政治改革都势在必行。 事实也正是如此。 对中亚各国进行“民主化”改造一直是美国在该地区除安全和能源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特别是“9·11”事件后,随着美军进驻中亚,美国也加大了对中亚各国的“民主化”改造压力。 美国不仅在政治上向各国政府直接施加压力,还利用经济援助引诱各国政府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不仅光明正大地与中亚各国就有关民主化问题进行频繁的对话交流,还暗地里扶植各国的政治反对派,甚至煽动有关国家开展“颜色革命”;另外美国还注重利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在中亚地区促进民主活动。 可以说,为了对中亚各国进行“民主化”改造,美国可谓是费尽心思、绞尽脑汁。 然而,由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中亚各国政治改革取得的进展仍然十分有限。 而中亚各国对美国的这一做法也普遍反感。 因而,最近几年,出于“反恐第一”的战略考虑,美国已经放缓了对中亚各国的“民主化”改造,以免影响中亚各国与美国的反恐合作。 尽管如此,美国是不会放弃对中亚各国的政治改革诉求的。 另外,由于中亚地区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与前苏联之外的外部世界联系很少,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与西方社会差距巨大。 在美国看来,这种状况也不利于中亚各国融入国际社会。 为此,美国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中亚各国民众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联系,促使他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以利于融入国际社会。 比如,美国每年都吸收相当数量的中亚学生到美国教育机构学习,还邀请社会各阶层代表到美国参观访问,让他们亲身感受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 另外,美国还借助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向中亚各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灌输西方的价值观。 总而言之,美国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软权力”方面的巨大优势。 三、结语实用主义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一大特点。 很显然,对于追求全球霸权的美国来讲,“门户开放”绝不是其在中亚地区的终极目标。 然而,鉴于自己目前尚不具备主导中亚的实力和客观条件,美国自觉地选择了这种暂时的权宜之计。 可以预见,随着中亚地区各大战略力量的此消彼长,一旦出现有利于美国能够主导中亚事务的机会,美国势必抛弃“门户开放”政策,转而追求主宰中亚。 无论如何,对于长期封闭落后的中亚各国来说,美国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无疑能够促进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提升其国际地位,推动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客观上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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